川普发动的贸易战,反映的是美中政治经济体制的矛盾,不是川普个人的好恶。川普个人的风格或许影响了美国对抗中国的招数,但体制矛盾将使美中对抗持续下去,如果不是一个世纪,至少十年、二十年。这种体制的矛盾在去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,更加凸显。
拜登在竞选中对贸易政策的宣示不多,但明确主张回归国际守则。回归国际守则,才有和盟邦协力抗中的可能。若要回归国际守则,势必要重返多边体制,WTO非改革不可。
美中的贸易战不单纯是贸易之争,它是霸权之争,也是文明之争,无法轻易和解。未来世界面对的难题很清楚: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,想法和其他人不太一样,价值观不同,尤其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,有南辕北辙的主张。
【精彩书摘】
据说中国在加入WTO前,和美国的双边谈判进行到最后关头时,还有几项美方坚持但中方无法让步的议题,使谈判陷入破裂边缘,最后由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马和美方代表团进行“上驷对下驷”的谈判,做出重大让步而让双方达成最终协议,其中一项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 。中国承诺在入会后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,尤其是银行业务,在入会五年后(2006年开始)对外商银行几乎全面开放,不限制法人形态,可以独资、合资、或以分行型态在中国营业,而且取消地区限制,开放人民币业物,与本国银行享受同样监理标准。这项承诺,基本上是五年后给外国银行国民待遇,当时惊天动地,超越其他开发中国家的入会水准,也超越中国谈判官员的想像。然而十年以后,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市场地位不进反退,朱镕基的勇敢承诺证明是做不到的承诺。
在入会前,仅有少数外商银行获准在中国特定的城市营业,经营外汇业务。中国入会的开放承诺让大家充满期待,2006年中国依照约定开放外商成立现地法人的银行(子行),并发给人民币业务的执照,一时之间外商银行满地开花,外银在市场的占有率(以资产占比衡量)攀升,由入会前的1.5%上升到2007年高峰的2.38%,但此后就节节下落。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新数字,2019年10月底时的外银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只有1.22%,甚至低于入会前的水准,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(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)市占率39.3%相较,完全不构成竞争威胁 。只能说,开放银行业务二十年后,银行国家队完胜。
表面上,中国并没有黄牛,外商银行已经进入中国,而且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,在中国设立的法人银行,基本上也享受国民待遇。设立分行者,因总行在境外,没有国民待遇问题,只能吸收大额的定期存款,现行规定为50万人民币以上。虽然外银经常抱怨银监会(2018年后改为银保监会)对它们的监管比较严格,反映在外银的呆帐比例较本国银行低、资本适足率较本国银行为高等指标上,但这些监理的歧视对外银的发展影响有限。外银发展不如预期的最大原因不是监理问题,而是市场进入的受限。外银所受限制包括进场的资格和等待期,例如要申请成立法人银行(子行),外国银行母体的资产要超过100亿美元,而且须先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两年,绩效良好,才有申请资格。如果申请设立分行,外国银行母体的资产必须超过200亿美元。但这些门槛也非最大障碍,最大的障碍是境内服务据点的拓展困难。
(本文摘自《美中贸易战,战什么?》/时报出版)
【作者简介】
陈添枝
曾任台大经济系教授、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、经建会和国发会主委,现为台大名誉教授,专长国际贸易。
(中时新闻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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